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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物在日本 ——《树下美人图》考

作者: 张明杰 来源: 网络 时间: 2014-01-02 阅读: 美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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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杰
  一

  十七八年前,笔者刚到日本不久,于一所大学图书馆翻阅《西域考古图谱》,偶见新疆出土的《树下美人图》,画面虽为黑白印刷,但印象仍极为深刻。枝叶繁茂的树下,一丰颊硕体的仕女安然而立,她发髻前翘,身着轻薄的拖地长裙,右手轻执胸前领巾,目光朝向右前方,像在凝视着什么。身后一侍女,两手于胸前成操手状,正转首回眸。从人物发式装束看,明显带有唐代妇女特征。
  其后,漫长的阅读中,笔者才逐渐探明了这幅画的流转递变轨迹。如今,它藏于一家民间美术馆,即位于静冈县热海的MOA美术馆。前两年路过此地,终于下决心偷闲跑去,得以亲眼目睹这一美人图真迹。面对历时千余年的原始古画,那印象、那感觉真是刻骨铭心。
  对学界来说,二十世纪初的大发现,莫过于找到敦煌遗物了。沉睡了千百余年的无数秘宝,接连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者发现并掠取时,中国学者似乎仍蒙在鼓里。1909年夏,伯希和携部分敦煌经卷,于北京首次向学界展示时,学界为之骚然。这一世纪大发现的披露,不啻向学界抛掷了一颗重型炸弹。此后,中国学者才惊醒过来,敦促政府遣人,将劫余经卷等遗物遥遥运往北京。但在运送途次及抵京后,又惨遭国内不法之徒的窃取,损失严重。
  围绕敦煌遗物及其发现,东邻日本的举动或表现可谓异乎寻常。多年蹲守北京,搜购中国典籍文物的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及时捕捉到伯希和现身北京的消息,捷足先登,于伯氏住处得以先睹敦煌遗物,并介绍罗振玉等前往观看。田中还撰写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发表于北京日本人主办的杂志《燕尘》(1909年第11期),为日本学界获知敦煌遗物着了先鞭。他和罗振玉又先后将此消息及经卷照片传给京都的内藤湖南。对此重大发现,京都大学尤为重视,于当年8月下旬选派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名学者,组成访书团,专程赴北京考察。与此同时,东京方面派遣美术史专家泷精一等前去调研。访书团回国后,京都大学还特地举办了“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向各界展示该团的考察成果,尤其是带回日本的文物典籍图片等,为敦煌遗物在日传播及学术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日本又是一个与敦煌遗物遭劫直接有关的国家,参与者即所谓“大谷探险队”。简言之,它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主持派遣的中亚探险队。自1902年起,前后实施了三次调查活动。早在斯坦因、伯希和发现敦煌石室秘宝之前,大谷探险队已进行过一次探险,只是无缘与众多秘宝相遇而已。在伯希和携部分经卷于北京亮相时,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两人的第二次探险正在进行中。伯希和等人发现敦煌石室秘宝的爆炸新闻传出后,大谷探险队也一跃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
  在组织派遣探险队的同时,大谷光瑞又不惜重金,于神户六甲山兴建大型豪华山庄“二乐庄”,陈列展示探险队所获西域文物等,同时委托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滨田耕作、泷精一等著名学者,对探险队带回的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并于1915年,率先出版了大型图集《西域考古图谱》(国华社)。该图谱从探险队收集的众多文物中,精选696件,复制而成。图片采用珂罗版印制,其中部分图版为精致的木板套色。分上下两卷,上卷以绘画、雕刻、染织刺绣、古钱、杂品等为主,下卷则是佛典及佛典附录、史料、经籍、西域语文书、印本等。可以说,这套豪华图谱是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之集大成,是西域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而且,鉴于探险队所获文物,后分散至中日韩三国,一些文物甚至下落不明,这套图谱更显珍贵。1937年,以收录探险日记等文字资料为主的《新西域记》(上下卷、大谷家藏版)出版时,其中的附录或插图,也多是从这套图谱中复制的。

  二

  该图谱上卷第51图,收录的即《树下美人图》,原题为“唐画 树下美人图 纸本”,并标有“喀喇和卓古坟”六字,意在说明是从新疆吐鲁番附近喀喇和卓古坟出土的。但这幅画并非大谷探险队发掘所得,而是从当地人手中收买来的。至于出土地点,亦属传闻。应该指出的是,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记录,有不少存在疑点。因为探险队成员,当时多为二十出头的年轻僧侣,虽热情有余,又敢于冒险,但既无考古学等专业知识,又缺乏翔实的记录,加上物品带回日本后未能妥善保存,致使发掘或收集文物价值折半。尤其是壁画等,从研究角度讲,不得不依靠西方学者的著作或出版图录等,加以识别验证。
  有趣的是,这幅美人图背面粘贴着旧纸,上有“柳中\xBFh \xF1R\x8C\x8E\xE0_ \xE9_元肆年籍”字样,说明这曾是当时的户籍簿。开元4年,即公元716年。当然,仅据此来判断画作的制作年代,不无草率之嫌,但大体认定此画诞生于八世纪前期的唐代似无大碍。
  另一幅《树下人物图》,与此画堪称一对。画面同样以一棵枝叶茂盛的树为背景,身着宽绰长袍,腰间别一白色细长物,脚穿长靴的人物,右手正要摘下黑头巾,侍童从后两手扶住主人的右手袖,两人均目光右斜。无论是构图,还是风格,这两幅画都极为相似。而且《树下人物图》背面粘贴的也是户籍簿旧纸,同样书有年号(开元2年)。总之,这两幅画或者本是一对,或者本为一组中的两幅,两者存在密切关系当确信无疑。两幅画放在一起欣赏,足令人生发诸多联想或遐思。
  无独有偶,这幅《树下人物图》也在1920年代流失到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谷探险队将《树下美人图》带回日本,首先给美术史学者一大惊喜。因为此前,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宝库,藏有系列唐风美人图屏风(日语所谓“\xF8B毛女立屏\xEFL”),已广为人们熟知,但对此如何解说,长期以来却成为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这幅画的出现,使该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不难想象,当学者们看到这幅《树下美人图》的瞬间,似乎立马意识到正仓院美人图屏风的源流。原来正仓院的美人图虽出自日本,但并非日本人的独创,而是深受唐代风俗画影响之产物。
  本属大谷家秘宝的这幅 《树下美人图》,怎么跑到MOA美术馆这样一个民间场馆里去了呢?说起来,这与大谷光瑞波澜壮阔的生涯有关。大谷光瑞素以独断独行著称,在未得教团本山赞同的情况下,多次派遣探险队,其费用之大自不必说,而且于六甲山山麓及半山腰,兴建装有专用缆车的超豪华山庄“二乐庄”,配置学校等设施,开支巨大,导致大谷家背负巨额债务。加上教团发生丑闻,1914年6月,大谷被迫辞去法主及教团总管职务,退居二乐山庄。年底,又移居中国大连,随之,古经残卷等部分探险文物及藏书也陆续运抵旅顺。这些文物后几经周转,最终归博物馆所有。现旅顺博物馆之所以能收藏部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正缘于这段历史。其后,为偿还债务,二乐庄连同其中的探险收集品全部处理给官商久原房之助。

  三

  《树下美人图》本在二乐庄,久原房之助接手山庄后,果如世间所知,将所有内部文物都转赠给朝鲜总督府的话,那么,这幅画理应在流向朝鲜的文物群中。然而,事实是,就在久原氏转赠文物前后,包括《树下美人图》在内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这一点也始终使日本的研究者大惑不解。不过,关于这幅美人图,笔者偶然从茧山顺吉的回忆中寻出了答案。
  茧山顺吉,即东京著名美术古董店“茧山龙泉堂”第二代店主,幼时曾跟随收购古玩的父亲于北京生活多年,长大后继承家业,曾收购不少名品瓷器等贩往日本、美国,获利颇丰。他和其父都练就了一双鉴宝慧眼,尤其精于青瓷器,其中又偏爱龙泉窑,店铺之名即由来于此。茧山正是50年代初将 《树下美人图》 转售于现MOA美术馆的张本人。据其回忆,1951年前后,风闻东京一家古玩店藏有《树下美人图》,于是,他马上赶到位于青山的这家店铺,拜会店主小田荣作,并让其出示该画幅。他看后马上断定这是大谷家的那件珍品,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到手。因为茧山此前曾通过《新西域记》等对此画有一定了解,又在京都的山中松治郎家见过那幅《树下人物图》真迹。加之,他与大谷光瑞还有一段交情,通过光瑞的亲笔介绍信,特地到朝鲜京城及中国旅顺观赏过大谷探险队的收集文物。茧山弟媳之父,名叫玉川义隆,曾是东京筑地本愿寺“副轮番”,早在1930年代后期,通过其介绍,茧山初识大谷光瑞,两人因喜爱中国古陶瓷器而趣味相投,后来又在上海至神户的轮船上邂逅相遇,得以日夜攀谈。其后,在光瑞的特别关照下,茧山不仅观赏到众多失散的探险文物,而且还独享收购大谷家陶瓷藏品的待遇,从而大发一笔。因此,当茧山亲眼目睹了这幅《树下美人图》后,其心情及占有欲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出高价让这家同行转让给他。当然,转让的具体金额谁也没有透露,已不得而知。不过,若从当时的情况推测,恐不低于百余万。
  《树下美人图》得手后,茧山本想再高价售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或大和文华馆,因为前者属国家级博物馆,实力雄厚,而且最大理由还在于,这家博物馆此前收购了那幅《树下人物图》。犹如姊妹的两幅图能团聚一堂,不再分离,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果然能实现,也算美术商积德了。后者虽属财团私立设施,但也很有实力,尤其是在美术史专家矢代幸雄(1890-1975)指导下,一直致力于中国书画文物的收藏。但出乎意料的是,两者均未被说动。这样时间久了,对周转资金被占用的茧山龙泉堂来说,恐不再是不急之务了。也许是出于谋略,茧山拿这幅图直接求助于当时的文物保护委员会,恳请政府部门把它指定为重要文物,以防止其流入海外。因为那幅被东京国立博物馆购去的 《树下人物图》,已率先被指定为重要文物。当然,一旦被指定为重要文物,那么,其身价倍增自不待言。可是,茧山的策略并未奏效,一时也没找到买主。就在其进退两难时,幸好出现了新买主,这就是现MOA美术馆创始者、世界救世教教祖冈田茂吉。茧山马上带这幅画到其别墅,冈田看后二话没说,当场决定购买下来。后来,这幅《树下美人图》也被指定为重要文物,成为MOA 美术馆的一大珍宝。
  其实,茧山入手《树下美人图》的那家古玩店,本是大阪美术商“春海商店”的东京分店。多年后,茧山去大阪,见到当年转让给他这幅画的小田荣作,并亲从其口中得知,大谷光瑞将二乐庄及其收集品转卖给久原房之助,后来,久原氏又委托春海商店的小田荣作处理这些物品,其中就包括这幅画。由此可知,久原氏并没有将二乐庄内所有探险收集品都转赠给朝鲜总督府,一部分经大阪美术商之手流落到民间。这幅《树下美人图》即其中之一。
  本为中国出土的两幅唐代人物图画,历经沧桑,分别落入异国不同之地。即便在日本,想亲眼观看,也不得不跑来跑去。至于要目睹那些被探险队掠去、现四处散佚的大量文物,就更不易了。不管是奢想还是梦想,但笔者仍一直盼望着能在这些出土文物的故国,举办一次合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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