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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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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记忆的蹄印

作者: 胡树彬 来源: 原创 时间: 2014-01-02 阅读: 美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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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梦想中的动物
 在所有的家畜中,我最怕的是马,最想亲近的是马,最终离得最远的,亦是马。
 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是养了一匹马的,一匹很小很小的马。记得四岁那年的一天,我最小的姑姑(我有五个姑姑)不知用什么东西哄住了我,让我帮她去放马。
 寨子后面的山路很高很窄很陡,又全是细小的沙子,人踩在上面,就嘟嘟嘟地往下滑。而路的对面,却又是齐齐斩斩的万丈悬崖。
 我们首先是沿着寨子旁边的沙沟往上爬。这沙沟以前是有水的,而且四季长流。后来大办钢铁,寨子后面的森林被砍伐光了,人们把几抱粗的大树都砍来烧炭炼钢,结果钢没练成,森林全被毁了,寨子旁边的沟里,水断了,一到夏天,往往打雷下雨就山洪爆发,山上的石头沙子被雨水冲了下来,把沟渐渐填满,溪流变成了沙沟。
 踩着沟里的铜裹石,我们慢慢地向山里走去,刚上山路,我就傻眼了,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再滑下来。
 马儿见我没动静,停下身,回头张望,好像是在嘲笑我。我一急,坐在路边就哭了。但责任感还是有的,哭了一会就不哭了,而是坐在石头上歪着脑袋想,别人怎么能爬上去呢?
 马儿很乖,见我不走,以为真的不走了,就倒回来,吃沟边的草。马儿吃草很仔细,也很讲“道德”,不像牛,吃着吃着就会偷偷地伸长脖子捞路边的庄稼。这就是牛跟马的最大区别。牛虽然看上去最老实,但老实往往却是伪装,私底下它们比马狡猾多了。
 马儿一般都是吃巴地草的,两片嘴皮贴着地面,用齐排排的牙齿去啃,不像牛,是用舌头卷起来吃,所以在牛看来没意思的地方,马儿却吃得津津有味。
 马儿不跑,我心里稍稍安定下来,于是注意观察,别人为什么能够上山。
 很快就来了一位人物,是寨上的老羊倌,寨上只有他一家喂羊。老羊倌五十来岁,他孙子我认识,我们一起抓灰玩耍做姨妈饭,他我却比较生疏,从没说过话。不过老羊倌还是比较随和的,赶着牛羊问我:“小崽子,怎么不走了?”
 我说,我爬不上去,刚爬上去就滑下来了。
 老羊倌哈哈一笑,看看我的脚,说:“把鞋脱了,拉着马尾巴,就上去了。”
 我脚上穿的是双小小的解放鞋。这双鞋很贵的,二块五毛钱,是家里卖了一头小猪崽才买来的。但我却舍不得脱。
 老羊倌见我直摇头,就笑眯眯地抓起牛尾巴,蹭蹭蹭地往山上去了。老羊倌不光喂羊,还喂了两头牛的。
 我盯着马儿的屁股看了半天,看着看着心里就蠢蠢欲动,想抓着它的尾巴爬山。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行动。首先,我不敢去抓它尾巴,因为那小家伙实在是太聪明了,仿佛知道我要抓它尾巴似的,一边吃草一边用鼻子扑、扑地吹气,两只后脚不停地往后面踢。
 我怕它六亲不认,一脚把我踢翻。还有我听说,马不光会踢人,还会咬人的,你看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比牛的恐怖多了,再说马的脖子也长长的,比牛的脖子灵活,要咬起人来,肯定非常快,根本无法躲避。
 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去抓它的尾巴。马儿仿佛明白我的心思,一边吃草还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看我。我心里又是火戳,又是羞愧,但又束手无策。
 我之所以决定放弃去抓马儿的尾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下来的时候,我抓什么?一直滑到山沟里小命就没了。
 于是,我只好违背了对五姑的承诺,没有帮她把马儿赶到指定地点吃草,而是在山下的沙沟里鬼混了大半天,等太阳渐渐偏西了,才赶着马儿回家。
 不过那天我多少还是有点收获的,首先马儿总算吃饱了肚子;其次,通过认真观察,我发现一个秘密,后来有上山割草的,他们没赶马也没赶牛,上山下山却如履平地,行走如飞,原来他们脚上穿的,全都是草鞋。
 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奶奶要天天盘腿坐在那里打草鞋,原来是为了爬山,爬这样的梭坡路。我一边看马(我还是担心它不老实,像牛一样捞嘴,让人闹到家里去),一边痴痴地想,草鞋踩在山路上为什么不会滑。
 最后摸摸硬硬的光光的解放鞋底,我还是想明白了。但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放过马,也不敢放马了,怕它踢我。直到今天,对于马匹,我依然充满敬畏,不敢靠近,有时候在路上遇见,都远远地躲着。
 但马却是我梦想中的动物。有时候我想,要是能够返回唐朝,我一定会有一辆美丽的马车和几匹漂亮的好马,我坐着马车,骑着马儿,带着心爱的她,醉卧长安,周游天下,饮酒吟诗,那感觉多爽!
 可是,现实中的我却非常怕马,但又很想亲近马。我老家的村子,至今还不通汽车,所有物资,除非自己亲自到二十里外的镇上去背,要不就是用小马车沿着河沟运上来。赶马车的人我们叫他马哥头,是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一个群体,但在我眼中,他们却很了不起,因为他们不怕马,所有的马儿都对他们服服帖帖。
 五姑长大后嫁去了遥远的地方,后来因为婚姻不顺,几次离婚,几次再婚,都离家乡很远很远,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小时候几乎天天放马,也很喜欢骑马的她估计再也没接触过马了。倒是四姑,嫁在寨子对面的山背后,那里山高,不但缺水,而且没煤,每户人家都喂有一匹马,每隔三五天,就要吆着马儿下山驮煤。
 我在邻村的小学里教书的那几年,几乎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都会看到一脸沧桑衣着褴褛的四姑,赶着马儿走在学校门前的土路上,铃儿叮当中,我不禁会为她感到阵阵心酸,甚至还偷偷地流过眼泪。
 我无法想象她弱不禁风的身子,是如何把两百多斤重的马驮子举上马背的,我只知道,她是我的第四个姑姑,是我父亲的妹妹,一天书都没读过,嫁在很高很高的山上,那里缺水、没煤,天天割草喂马,经常下山背水驮煤,曲曲弯弯的山路上,有多少马蹄印,就有多少辛劳。
 有时候,看见四姑赶着马儿远远地来了,我会走出教室,等在路边,跟她打声招呼,说两句话,然后往她衣袋里悄悄地塞上几块零钱。四姑装着不知道,但我分明看见,她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那一刻,我真很想哭,但还是极力忍住了。四姑是五个姑姑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她有着牛一样的性格,嫁出去之后,却天天与马为伴。
 每次,我在学校门前拦住四姑说话,她的马儿,那匹并不强健也不漂亮的马儿,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要多温顺就有多温顺。我没碰过它,也没走近过它,但我看得出,它认得我。
 马跟牛不同,因为它更有灵性,认得亲戚。四姑的马比其它马显得更加温顺,大概是受她的影响吧,她是那么温顺的一个人!
 后来,我离开那个学校,远离家乡,离马也就越来越远,但马始终是我梦想中的动物,让我倍感亲切而又充满敬畏。
洋芋·难忘那户高山人家
 如果不是有那一次做客高山的经历,我真无法想象洋芋对于山民,是如此地重要。
 十六岁那年的秋天,由于诸多不顺,我心里烦躁而又郁闷,整天倦在家里,长吁短叹。幺妹来找我下象棋,见我棋锋大不如前,于是问:木耳菌(我的绰号),你怎么从“野战军”变成“公安兵”了?
 由于我们寨上差点出了个省象棋冠军,所以棋风很盛,大人小孩都会下棋。虽然我的棋艺在寨上只排在第三档,但风格大开大合,棋锋凌厉,善于进攻,在周边寨子里少有敌手,于是被称为“野战派”。
 跟我下棋的幺妹,棋锋还过得去,但在寨上排不上名号。可他非常喜欢下,只要我在家,每天都要来下两盘,但似乎从来没赢过,除非我让他。听他如此一说,我心情更加灰暗。
 幺妹敲着棋问:“是不是追姑娘追旷了?还是考试没考好?”
 我无奈地摇摇头,然后对他苦笑。幺妹大概心里也存满了诸多愁绪,见我没兴致,他也不想继续走下去,于是把棋盘一推,说:“如果心情烦闷得很的话,就跟我们去九区耍几天。”
 我知道九区,那是我们县的“青藏高原”,撤区并乡后分成了三个民族乡,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于是我好奇地问:“九区哪里?你家怎么会有亲戚在哪里?”
 幺妹一本正经地说:“九区猪场啊,我姨妈家在哪里,我们准备去帮他家挖洋芋。”
 我不由大吃一惊:“帮他家挖洋芋?他家洋芋还没挖完?”因为洋芋都是从农历五月开始挖的,寨上土地最多的人家,也要在六月挖完,而那个时候,已经是快进八月了。
 幺妹淡淡地说:“那里是高山,不出粮食,土地又广,每家都有几偏坡,只能广种薄收,几乎以种洋芋为主,杂草又大,每年都要挖到七八月,姨妈带信来,叫我们去帮忙挖几天。”
 我一直都想住到深山里去。沿着寨子后面的那条山路,直陡陡地爬升五六百米,会有一个个比较开阔的小山窝,一般一个小山窝居住着五六家人,多的有七八家,都被我们称为“高山人”。在那个最大的山窝里,我家有一块比较平整的地,我曾经想,等我长大了,分家了,就在那里建间房,然后搬去住,在这个山脚下的寨子里太嘈杂了。
 可是,那里缺水,没煤,我怕背水驮煤,所以那个念头常常被自己在心里一遍遍地否决,现在有机会去比寨子后面的高山还要高山的地方,我当然乐意,于是不假思索地说:“也行,去体验几天高山生活,散散心也好。”
 幺妹说:“那你准备下,明天早上就走。”
 我说好的。等幺妹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收拾。带什么好呢?他们是准备去住一个星期的。我思考再三,决定带一套换洗衣服,几本小说,一本词典,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瓶墨水,最后决定把毛笔也带上。
 我准备消失几天,从家里消失,从寨上消失。我没跟家里打招呼,也知道他们不会去找,第二天一大早,自己煮碗面条吃了,就带着行李来到坎下的幺妹家。
 幺妹一家也收拾好了,正准备出门,各奔东西。去帮他姨妈家挖洋芋的是他父母和他,他的三个哥哥准备去水城小河边挖煤,单身伯父去给人家当茶酒师(当地土著穿青人的一种祈神仪式中很下贱的角色)。
 在寨上,我家是比较富裕的,而幺妹家是最穷的。我们就这样出发了,他们一家三口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倒是我背了一只包。
 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走,一路都是上坡,越走山越大,越走山越高,越走地里的包谷杆就越细、越矮,包谷叶子也越青。我们经过的那些马路才是真正的马路,只够三四匹马并排着走,密密麻麻的蹄印一直延伸到天边,仿佛盛满了说不完的故事,也有着绝代似的苍凉。
 走在那段小马路上,隔不多远就会遇到三三两两的马群,那是住在高山上的人们下来驮煤。大概十点钟左右,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马帮,大概有六七十匹马,浩浩荡荡地迎面走来,非常壮观,我心里一震,忧伤就散去了大半。
 我们马不停蹄地走着,乌蒙磅礴走泥丸,转了一山又一山。渐渐地,我累了,也饿了,脚酸腿软,嚷着要休息一会。幺妹一家却精神很足,但他们却没嘲笑我,因为在他们眼睛中,我应该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幺妹的父母笑了笑,说那就休息吧。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就坐在路边休息。我忍不住问:“还有多远?”
 幺妹的母亲说:“还远呢,还没走完一半路。这条路是比较好走,但远。”
 我问还有另外一条路吗?她说还有一条,要近十多里路,但不太好走。
 我们歇了一会,又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庄,记不清是叫木花营还是老保呢了,反正我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我实在太饿了,希望能够买点东西吃。
 我拉着幺妹,加快脚步,往村里走去。可是我们进不了村,二三十条狗组成一个庞大的狗阵堵在村口,凶相毕露地看着我们吠。我和幺妹不由吓得细肉发抖,赶紧逃了回来。
 幺妹的父母哈哈大笑,说那些狗都是教乖的,只要我们不进村,它们是不会咬人的,如果要强行进去,非被咬死不可。
 我只好舔舔舌头,忍着饥饿,打消了进村买东西吃的念头。果然,我们从村庄前面的大路上规规矩矩地走过,狗们虽然一个个抬头张望,可谁也没吵没闹,静静地井水不犯河水。那一刻我还真羡慕那个村庄,虽然看上去是那样古老,那样穷困。
 我突然喜欢起那些狗起来,虽然它们看上去凶猛异常,但却全都是好狗。
 走过一个村寨,进入一条非常深邃而又弯弯曲曲的大山沟。山沟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条布满蹄印的小马路,马路的两边还种着包谷。突然山谷里响起洪亮的音乐声,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歌。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
 听着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大侠胡一刀潇洒豪迈的英勇形象突然闪现。前段时间,《雪山飞狐》红遍大江南北,一到播放时间,我们宁愿不上课也要跑到有电视的人家去混看。我和幺妹听到歌声,拼命地往前方跑去,转了三道弯,终于看见了,原来是两个小伙子,提着个双卡录音机在边走边放。
 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录音机,加上见那俩小伙收拾打扮得比较高档,不像一般人物,于是便跟了上去。提录音机的那人见我们充满好奇,于是关了录音机,边走边问:“兄弟,你们去哪里?”
 幺妹看着我,不敢说话,我只好回答:“去猪场。”
 猪场哪里?对方再问,我就不知道了,叫幺妹回答,幺妹说去麻窝塘。那是个小地名,对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双方都沉默了。我本想叫他们再放两首歌来听的,但不好意思开口。提录音机的小伙耐不住寂寞了,主动问我:“兄弟,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
 我摇了摇头,他接着说:“我们是跳‘滚山珠’的,刚从国外表演回来。”
 我不由大吃一惊!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滚山珠”,但他们说刚从国外表演回来,我能不吃惊吗?国外,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小孩,是非常神秘的,能够出国的人,也有足够的理由让我充满敬佩。于是我问:“你们去了哪些国家?”
 他说:“刚刚去了加拿大。哦,莫斯科也去过,还瞻仰了列宁的遗体。”
 那小伙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他们的演出,诉说“滚山珠”的辉煌。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滚山珠”,虽然对他们出过国的身份感到非常敬佩,但他们不再放录音机,我们也没了兴趣,于是就故意放慢脚步。
 那小伙不知道我们已经落后了一大截,还在继续说,继续说,等到发觉不对劲,我们已经落后一两百米了。他回过头来,愣了一下,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又是尴尬,又是火戳,猛地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在“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我独行”的歌声中,大步而去,很有踏歌而行的意味。
 好不容易走到下午三点,才到了猪场街上。我又饥又渴,疲惫不堪,看见有家小面馆,就迈不动步了。幺妹和他父母,看着我无可奈何地摇头。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当时面条是一块钱一碗,我只好请他们每人吃了一碗,休息一会,继续走路。
 麻窝塘离猪场街上还有十多里的样子,我们一直走到五点多钟,才走到幺妹的姨妈家,开始了我为期一周的“高山人”生活。
 幺妹的姨爹姓刘,有个儿子叫关发,憨不鲁粗(很傻的样子)的,老实得无法再老实,年龄还比我大两岁。当天晚上,吃了一砂锅洋芋后,幺妹的姨爹见我带来了毛笔,就连夜跑到猪场街上买来张红纸,叫我帮他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
 他家的房子很小,也很破,估计从没贴过对联。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对联贴上,就开始吃洋芋。洋芋还是用砂锅煮的,下洋芋的依然是豆汤酸菜,洒点盐巴辣子就开吃。吃完洋芋,我们就背着工具,帮他家上山挖洋芋。
 他家有很多很多的土地,好点的地包谷洋芋一起套种,已经挖完了,剩下没挖的光种洋芋,因为那些地种不了包谷,即使种了,也只能长滑竿,不会背包结籽。
 天高气爽,秋阳明媚,到了中午,我们每人挖了两三箩洋芋,幺妹的姨妈没参加挖,而是坐在地边的草地上拣,把洋芋分成三类,堆在地上晾晒。
 我喊饿了,以为他家会收工回家吃饭,结果幺妹的姨爹看着我,憨厚地说:“那烧洋芋吃先。”
 于是我们就到地边的山林里打柴生火烧洋芋。吃了一顿火烧洋芋后,又继续挖洋芋。挖了一两个小时,幺妹的姨爹叫关发、幺妹和我不要挖了,说年轻人手脚便利,负责把洋芋背回家。我们只好服从。
 刘家专门用三间草屋来装洋芋。不知是洋芋太多还是房子太小,此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我们只好架着楼梯爬到门顶上,把洋芋往里面倒。
 直到天擦黑了,我们才正式收工。我想,累了一天,应该好好饱餐一顿了吧?结果还是让我大失所望,晚饭同样是一锅砂锅洋芋,同样是一人一碗酸菜辣子水。晚上我想看书,但总共只有一盏煤油灯,大家都围着灯说话,我想也看不成,于是提议不如打双升。
 打了两圈升级,倦意一阵袭来,便各自找地方睡觉。刘家只有两张床,我和幺妹去猪圈楼上滚草窝。躺在草窝里,吹着习习凉风,看着天边残月,纵有诸多感慨,无奈思维无法展开,只好沉沉睡去。
 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五天,我们都天天如此:早上吃了一锅砂锅煮洋芋,然后上山挖洋芋;中午到山林里烧洋芋吃,吃完了继续挖洋芋,挖着挖着我们三个年轻人就负责背洋芋;天擦黑了收工回家,继续吃砂锅煮的洋芋。
 第六天早上,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家了,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了。连续五六天,都没有吃上一口饭,都没有尝到一滴油,顿顿都是洋芋酸菜,喉咙里淡出鸟来!
 幺妹的姨爹见我决心要走,才妥协下来,说最后再住一天,今天不挖洋芋了,带我们去赶场,明天再走。还说幺妹的父母每次来他家都要住满七天以上的。
 他说最后一天不挖洋芋,要去赶场,我就同意留下来了。当天我们去了一个叫七夹洞口的乡场,我身上还有六块钱,一到街上就带着幺妹四处找吃的,无奈这个乡场实在太小,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卖死猪肉的汤锅摊子。我们也管不起那么多了,每人先吃一碗汤锅肉再说。
 晚上回到刘家,幺妹的姨妈总算做了一甑包谷饭,煮了一块老腊肉招待我们。来了整整六天,我们才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关发还说,这块腊肉已经留了三年了,因为最近两年猪瘟厉害,喂一个死一个,快三年了他家都没杀过过年猪。看着傻傻的关发,我不由地想,天天都只吃洋芋酸菜,怪不得这孩子长得这样笨。
 第七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幺妹的姨爹和姨妈把家里的所有包谷籽全部搬了出来,倒在一个蔑盆里,说只有这么多了,两家平分吧。幺妹的母亲也不客气,动手把它分成两份,每份大概有七八十斤,用麻丝口袋装了起来。
 那一刻,长有眼泪痣的我心里酸酸的,不争气的眼泪差点掉了出来。要是我知道刘家总共只有这么点粮食了,即使不做一顿包谷饭给我吃,我也毫无怨言。
 最后幺妹和他母亲还是没走成,他们决定留下来帮姨妈家再挖几天洋芋,他父亲陪我回家。
 回来时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比较崎岖,但是近,并且一路都是下坡。走在路上,幺妹的父亲告诉我:“你别看他家土地多,但不出粮食,又缺少肥料,每年七八百斤包谷都打不起,一家人都是靠吃洋芋为主。现在新包谷又还没熟,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所以很苦,你不要介意。”
 我说:“我有什么好介意的?看到他家把所有的包谷都倒出来了,还分了一半给你家,我都差点流泪了。”
 幺妹的父亲的眼圈也红了,说:“没办法,我们山下土地是好些,但是太少,同样不够吃,我家自从进入六月,就没吃过一顿包谷饭了,也是天天吃洋芋。”
 啊!你家也是天天吃洋芋?我不由吃惊地问。
 幺妹的父亲说:“你不知道我们有多苦。你老爹有工资领,买得起大米面条吃,家里的包谷都是拿来喂猪喂鸡,我们干农民不要说卖大米吃,就是吃盐巴点煤油都成问题,家里人口又多,每年产的那点包谷籽籽能够维持到五六月就不错了。好在进入五六月就有洋芋接着,饿不死人。”
 见我沉默,他又自嘲地说:“新包谷马上就要熟了,有这袋包谷经常煮点粥下下洋芋,很快就会熬过去。哦,其实那女人不是幺妹的姨妈,幺妹的姨妈早死了,那女的是来填房的,老公在煤洞里死了,关发也是她过带来的娘边崽。他家还有个女孩,跟你一样大,被人拐到山东去卖了。”
 我不说话,心里却更加沉重,为那户高山人家,也为眼前的这个苦命人。

赶场·童年的那口犁铧

 


      七岁那年春的一个星期天,父母忙着栽洋芋,让我独自一人去赶场买铧口。
      我家离阳长街上不远不近,刚好二十里。家门前有条总路,一大早赶场的人就开始匆匆而过,吆猪拉牛的过完后,接着就是背包谷、洋芋、花豆、大豆、辣子或空背箩、空夹箩以及盐架子的。凡是背空家什去赶场的,都要从街上背东西回来,这个季节主要是背化肥。这些人过完了,最后才是赶闲场的,他们大多是打扮得周周正正、花枝招展的年轻男女,即使一分钱不沾身,也照样兴高采烈,有说有笑。他们熬了整整一星期了,赶场不为别的,就是去街上会会心仪的人,或者是去看还有没有更加“心得着”的姑娘小伙。
      有山歌为证:七天七天赶一场,不是赶场是望郎;郎在街上打逛子,枉自望断妹肝肠。
      阳长街上是全县除县城外最大的集镇,处于一个马蹄形朝南开口的坝子中央,又是低热河谷地带,旁边就是滚滚乌江的上游,县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纳(雍)水(城)公路穿街而过,国家大型企业水城钢铁公司的拉煤车辆昼夜不停。
      我选在背箩筐与赶闲场的人之间上路,一出门父母就再三交代:不会买的话,就去大杨柳树下找寨上的熟人帮忙。我嘴里答应,心里却有些不屑:我都七岁的老果果了,难道连三块钱的生意都做不成?
      出了村子,进入河沟。通往阳长的路就在河沟边上,可我偏偏不走大路,而是沿着河沟往上爬,因为昨天堂兄借给了我一只新弹弓,我不敢在父母面前玩,要趁赶场的机会自由自在地玩个够,明天好去归还。
      这也是我答应一个人去赶场的原因之一。
      我一边走着,一边东看西瞄,寻找最漂亮的小石子用弹弓射鸟。这样走走停停,当我发觉太阳已经爬上山头时,抬眼朝大路上一望,行人非常稀少,出门时的热闹场面早已不复存在。
      我着急了,赶紧收起弹弓,背着自己的小背箩,爬上大路,急匆匆地向前赶。
      虽说是大路,却也只是行人比较多的山路而已,同样陡峭弯曲。我自小就身材矮小,瘦弱多病,七岁的人能有多大点?即使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多少人。翻了那个大山丫口,走了十多里山路到达公路时,已经开始有人退场回来了。
      我心里非常着急,只得双手拉紧背系,汗流浃背地往前冲。终于跑到街嘴了,哇,好多的人,好多的车,全被堵得死死的。有个穿制服的公安正在疏导交通,我见他有些眼熟,于是多看了两眼。他也认出了我,一边指挥倒车一边问:“木耳菌,你老爹来没?”
      我非常兴奋,毕竟在离家二十里的大街上还有公安认识我,于是赶紧回答:“没来,他忙栽洋芋,我是一个人来的。”
      那公安笑笑,说你长大了,能一个人赶场了。接着骂了一个司机几句,又问,你是来买啥子?我说买铧口。公安朝天呵呵大笑几声,说你老爹也太不中人意了,叫个娃儿来买铧口,我们都等着他来划拳喝酒呢。
      他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来,上次父亲带我来赶场,办完事后就坐在区公所的食堂里跟一大帮人划拳喝酒,其中就有这个公安。他们喝了很久,也喝了很多,好像一人喝了两斤多吧,有人一边喝一边跟我开玩笑:“木耳菌,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好拉你爹回家。”
      我只管吃饭夹肉,歪着脑袋懒得搭理,父亲笑笑说:“这孩子阴,不喜欢跟人说话。”
      是的,我小时候很少跟人说话的,除非到了非说不可。
      喝着喝着,就有人哇的一声开始现场直播了,倒在桌子底下。喝着喝着,就有女人来哭闹了,父亲才跟几个勉强保持清醒的打声招呼,面带胜利的笑容,带着我回家。每次只要跟父亲去赶场,几乎都要摸黑回家的,他总喜欢跟人喝酒,但从来不醉。记得父亲好像跟我说过,那些人都是带“长”的,酒量大都公斤级,但划拳不行,没人是他对手。
      那公安还想跟我说什么,但人太多了,车又被卡住,于是全力以赴地指挥,我只好再看他两眼,独自去找卖铧口的地方。
      这条街差不多有一公里长,但人实在太挤,我从街头挤到街尾,再从街尾挤了回来,还是没找到卖铧口的地方。街上还有好几条岔道,但我不敢去,怕找不回来,于是才想起父母的话,去找大杨柳树。
      大杨柳树我知道的,就在街中间,在百货公司的第二门市部门前。那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杨柳树,每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以后,我们寨上的赶场人都会到这里集中。我赶到大杨柳树下时,已经有很多熟人等在那里了,各自坐在自己的箩筐或口袋上。人们看见我黑不溜秋的背着个小背箩,而且汗流浃背,神色慌张,无不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傻笑,几个老头争着问我:“木耳菌,你老爹来没?是不是又跟那些当官的喝酒去了?”
      我只好说,他没来,今天我家就我一个人来。他们问你准备买什么?我说买铧口,我家的铧口犁着石头,破了。
      那几个老头笑笑,又非常热心地问:“你准备买啥样的铧口?鸡嘴铧还是鸭嘴铧?”
      这下我挺眼了,起身时父母没交待这个,什么鸡嘴鸭嘴的,我真不懂。那几个老头带着满足的笑容,好像难住一个小屁孩他们就很自豪似的。其中一个自告奋勇地说,不晓得了吧?不晓得就叫我一声三爷,我带你去买。
    我知道这人是我爷爷一辈的,于是很不喜欢叫人的我就开口叫了声三爷。大家又笑,那老头更加得意地说:“哪个说这娃儿不兴喊人?你们听见了没有?走,木耳菌,三爷带你买铧口去。”
      于是我就背着小背箩,跟随那老头去买铧口。此时高峰期已经过去,人们陆续退场回家,街上不那么挤了。卖铧口的地方果然在一条岔道上,离主路有点距离,难怪我找不到。
      来到铧口摊前,那要我叫他三爷的老头说:“铧口嘴尖的,就叫鸡嘴铧;铧口嘴平的,就叫鸭嘴铧。你是要买尖的还是平的?”
      我正在琢磨尖的平的犁起地来有什么区别,老头又说:“鸡嘴铧犁石头地最好,鸭嘴铧犁沙子地最好,你家是石头地多呢还是沙子地多?”
      我恍然大悟,想起家里的铧口是犁着石头破的,于是说:“那就买尖的吧,鸡嘴铧。”
      那天父母总共给了我五块钱,买铧口花了二块八,还剩二块二。我背着铧口,匆匆地往往百货大楼跑去。老头在后面追,大喊:“木耳菌,你跑啥子?怕买晌午给我吃?”
      我没答应,只管跑。那老头追不上我,只好无精打采的回大杨柳树下去了。其实不是我不记人情,也不是怕买晌午给他吃——父亲只要带我赶场,都会买二三十个馒头和两三斤烧酒,拿到大杨柳树下给寨上赶场的人吃——我是忙着赶去百货大楼买小画书(连环画)。每次跟父亲去赶场,从百货大楼的图书柜前经过,看着一排排的小画书我就迈不动步也转不开眼。但父亲不帮我买,他说,看小画书会影响学习成绩的,等有工作了再看。
      今天是我一个人来赶场,买铧口还剩下二块二毛钱,我就迫不及待地往那里跑了,置父母的叮嘱于不顾,把剩下的钱买了十本小画书。我想买全套《水浒传》的,但不够,连买《封神榜》、《杨家将》、《呼家将》和《岳家小将》都不够,买《薛仁贵征东》或《薛丁山征西》也不够,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更不够,最后只好买了些散本。
      抱着那十本新崭崭的小画书,虽然不是我最想买的,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答应一个人来赶场买铧口,悄悄买小画书却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走出百货大楼,我才发觉有些饿了,原本父母是说过,剩下的钱由我自己买晌午吃的。但即使再饿,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用吃晌午的钱,买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小画书。
      回来后,我把小画书藏在圈楼上,有空就偷偷拿出来看,还与同学们交换着欣赏。渐渐地,我利用帮家里赶场买东西的机会,用省下的钱买来更多的小画书,到我十岁读五年级那年,终于把想要买的小画书都买齐了,整整装了几大破砂锅,不过依然藏在圈楼上。
      看小画书看多了,我也偷偷地买来纸张,开始学做小画书。先打框画图,然后配上文字,一幅幅连着,讲述着一个个幼稚的故事。或许,我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习的吧。在今天看来,那次我赶场买回的,不仅仅是家里犁地的铧口,也是我在文学天地里学习耕耘的第一铧。

牛·最亲密的伙伴
 如果没有牛,我想,就不会有我的童年了。
 在四个弟兄中,我排行老大,尽管自小体弱多病,但放牛的艰巨任务还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从五六岁开始,我的整个童年几乎天天都与牛为伴,直到去二十里外的镇上读初中,才把牛鞭交给最小的弟弟。
 其实,二弟和三弟偶尔也会抢着放牛的,那是在暑假,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如果是雨天,他们躲得连面都不见,对不起,我只好披起装化肥的塑料口袋,撵着牛儿,孤虚孤虚地上山了。
 我们经常放牛的有三个地方:大坡上、白家土和羊皮冲。大坡上的草很好,但是坡度很陡,大概在四十五度到七十五度之间;山又非常高,从寨子门前的河沟底板到大坡老顶,少说也有六七百米的垂直高度,于是经常发生牛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悲惨事件。
 一般人不会理解一头耕牛对一户山里人家的重要,但只要看到牛倒岩或滚坡后那家人悲天\x90Q地、如丧考妣的惨状,相信即使心肠再硬的人,也不得不为之黯然,甚至跟着潸然泪下。
 我只亲眼看见一次牛滚坡。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寨上一个姓刘名叫中平的同龄男孩在寨子背后的小鸡冠岭放牛。小鸡冠岭不是理想的草场,我们很少去的,因为那里草坡陡,悬崖多,而且面积又不大。但是它离家近,冬天我们一般不会去遥远的白家土和羊皮冲,如果不去大坡上,就只有去大平山和小鸡冠岭了。
 记得那天很冷,风又大,我和中平在一个比较背风的小岩脚烧火烤。我是比较勤快的人,每隔十分钟左右就要去望牛一眼,生怕它贪恋好草,爬到悬崖峭壁或坡度很陡的草坡上去,如果它接近了那些危险地带,就要跑去吆回来。
 但中平责任心不太强,每次我喊他:“中平,你家牛站的那里有点悬,要不要去赶回来?”
 那小子总是这样回答:“怕啥子啊,快过来再喊两拳。”
 天寒地冻的,两个原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放牛烤火,除了划划拳,根本就没其它事情可做。
 可是那小子笨手笨脚的,划拳根本就不是我对手,往往在千分之一秒间被我瞅准破绽,一击而中。
 我依旧十分钟左右去看一次牛。我再次叫他:“中平,你家牛所在的位置真的很悬。”
 他问有多悬,我说再不跑去赶回来,估计今天就有牛肉吃了。他以为我是在骂他,于是回敬:“你家今天才吃牛肉呢,你家天天吃牛肉。”
 此时,我看见他家的牛已经前无去路,难回身,于是大叫:“中平,快点,你家牛真的要倒岩了!”
 可他还是不听,坐在火塘边高声回过来:“你家牛今天才倒岩呢!”
 可是,他话音刚落,他家的牛就真的走到鬼门关了!那牛在拼命回身之际,屁股抵在岩石上,前脚踩在草皮上,不到一尺宽的地方,一头大黄牛如何转身啊!只见它前脚一滑,身子一歪,还拼命挣扎了一下,但回天无力,还是倒下去了。我吓得灵魂出窍,想喊也喊不出来,只见中平家的牛直直地往山下滚去,刚开始时还一下一下的滚,接着越来越快,越来越来快,最后四只脚甩得像车轮一样圆,一直滚到几百米下的山沟里!
 中平也听见了响声,跑过山梁一看,“哇”地大叫一声,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的父母很快接到消息,一路嚎啕着赶来,那哭声比死了娘老子还凄惨。
 第二天,中平从学校里消失了,过年时寨上有人说在水城小河边的煤井上遇见过他。看丢了一头牛,中平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学业,从此成为一个小挖煤汉。天下最苦最累的活,莫过于挖煤了。从此,我放牛更加小心翼翼。
 童年的每年暑假,都是我放牛的黄金时段。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和寨上的伙伴们拉着牛尾巴,背着水壶和洋芋,沿着寨子后面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啊走啊,要花一两个小时时间,才能爬到地势比较开阔平坦的白家土和羊皮冲。那里已经比大坡老顶还要远,还要高,但是平,是非常理想的天然牧场,放眼望去,四野空阔,青青的草甸无边无际,不用担心牛会丢失,也不用担心牛会倒岩或滚坡。
 我们一般把牛放在草地上,就玩耍去了。我们会穿越丛林,爬上高高的山顶,遥望远处重重叠叠的峰峦。老鹰岩、卖酒岩、吴王大坪子、纸纸厂大尖山、鬃岭大岩头、杉木箐白岩脚、坡嘎梁子等等,无一不在我们的视野里。
 看着一座一座连绵起伏的山峦,我们会指点着镶嵌在大山之间的一个个村落,相互介绍,某家亲戚在哪里。有时候兴趣来了,我们又会相约,去某某亲戚家玩。但那时候家家户户忙着挖洋芋,我们翻山越岭去走亲戚,却往往遇不到人在家。小街丫口离我们的牧场不远,牧场附近的那些“高山人”都到那里驮煤,于是我们也沿着龙家坡头通往小街丫口的小马路,踩着密密麻麻的马蹄印,跑去扛煤炭。
 到了中午一两点,我们就要生火烧洋芋。山上有的是柴,永远也烧不完,我们扛煤炭纯粹是为了好玩,不惜跑三四公里扛回来,仅仅是为了体验烧石灰。如果不去走亲戚,不去扛煤炭,我们就变着法子在空旷辽阔的草坪上玩。我们会把巴着地皮长的豆芽草采来晒干,做成足球比赛;也会拿块红布挑起来当红旗,扮演红军打冲锋抢山头;还会用弯刀砍出各种各样的刀枪剑戟,分成两队在原野上排兵布阵,捉对厮杀。反正,能想出来的玩法,都被我们玩够了。实在玩累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打扑克,谁输了要么讲个故事,要么学猪哼狗叫。
 偶尔,我们也会欺负“高山人”的小孩。那些小孩虽然离家很近,但是胆子很小,很怕我们这里山下来的捣蛋孩子。我们会把他们抓过来,排成一排,要他们陪我们练武,为我们唱歌,回答我们千奇百怪的提问。反正我们叫他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不得有任何违抗。
 曾记得三年级那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又到羊皮冲放牛了,抓住了坡头上的几个小孩,让他们成一排站好后,我问其中一个比较大点的:“读几年级了?”
 他回答读三年级,我就命令他背课本上的一首古诗(好像是《大林寺桃花》),那孩子估计成绩也不怎么好,磨磨唧唧的半天背不出一句,我只好教他。谁知教了几十遍,他还是背不来,我们中有几个比较大的孩子火了,说这种人真没用,不如上他\x97\x93杆。
 前一天晚上我们寨上刚刚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演的是《枫树湾》,革命斗争的故事,一个老红军被敌人抓去用刑,把他的两手拉直,然后绑上一根木头,一人在一头往下压。我们不知道那叫什么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上\x97\x93杆”。
 我不敢动手,几个大男孩就学着电影里的样,找根木棍把那孩子绑了起来,一人一头使劲地按。那孩子也不敢哭,跪在地上呆了傻了一般。那可是敌人对待红军的酷刑啊,我怕事情闹大,连忙劝他们不要乱来。可大家正在兴头上,根本不听,我就只好悄悄跑过旷野,跑过山嘴,对着山窝里几栋孤零零的茅草房打哨子。
 有个老妇人出来了,她去过我家,认识我,问:“木耳菌,你要不要来我家吃饭?我帮你打狗。”高山上的人家都喂了好多狗的,我们一般不敢走近。有那老妇人打狗,我才跑过去说:“婆婆,你们寨上有个小孩在羊皮冲被打了,快叫人去。”说完我就走了,等绕了几个山头回去,已有五六个大人带着十多条狗冲到了羊皮冲。
 我的同伴们跑了,那个被“上\x97\x93杆”小孩晕倒在地。当天晚上,那个小村庄里的人就告到我父亲那里去了。寨上谁家孩子在外面惹事,人们一般都不会去找他父母,而是来找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在公职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族长。
 当天我父亲就把我们全部叫来,成一排跪在地上,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记着那一顿仇,甚至有人还曾经策划干掉我父亲,然后好去外面“操社会”,可是,就在我父亲去世后,他们又一个个痛断肝肠,在他灵前长跪不起。
 我父亲属于英年早逝,有人曾经这样形容他的离去:“那条冲子黑了半边天。”我没把自己的父亲想象得有多伟大,但如果没有他,我想,至少这个世界上会增加十几个劫匪和几十名囚犯。
 在我童年的伙伴中,跟我一样不管天晴下雨都得上山放牛的,只有一个,名叫顺强。其他那些小孩,由于家里有人割草,天气好就把牛赶到山上去放,天气不好就不用放了,家里储有一楼一楼的干草。虽说“读书像坐牢,看牛好逍遥”,其实,我还是喜欢读书,不喜欢放牛的。有时候天气不好,毛风细雨,罩子(大雾)乌乌,早上又没得饭吃,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山上生火烧洋芋。但是到处湿漉漉的,一把干草都找不到,为了节约火柴,我们只好到雨不易淋到的岩石缝里去寻找干青苔,有时候找到几根蒿芝竿,简直喜出望外。如果找不到引火之物,即使划光整盒火柴也生不起火,那对不起,就要在凄风苦雨中饥寒交迫地熬一天了。
 如果不是寒暑假、假节日和星期天,我要么早上把牛赶到山上去,晚上放了学再去找回来,要么就早中晚各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牵着牛在学校或寨子附近的路上与田边地角吃草,那些路边的草老是长不大,多半是被我家牛吃的。
 我是五岁那年开始放牛的,刚开始时有点害怕,怕在山上找不到回家的路,结果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因为我家那头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牛,对山上的毛狗野路条条熟悉,不管多悬多陡的山坡,不管多深多密的丛林,并且无论雨雾有多大,它都能找到路。
 我从小就是书迷,有时候牵着牛在路上吃草,为了看书,只好把牛绳拴在腰上。结果我只顾埋头看书,往往稍不注意就一脚踩空,掉下坎去了。坎子高的,掉不到底,就悬在半空,挂在牛鼻子上,把牛头拉得很低很低,牛也死命地绷着脖子,尽量往上抬。为了减轻牛的负担,如果没有危险,我就只好解下缠在腰上的牛绳,跳到下面的庄稼地里,再找路爬上来。
 而往往那时候,牛见机会难得,就伸长脖子去吃路边的庄稼。而且它还比较聪明,如果是在六七月间,它一般不理睬包谷竿子,而是瞄准棒子,迅速地伸嘴过去,舌头一卷,只见咔嚓一声,偌大的包谷棒子就进嘴了。我爬上路来,狠抽几棒,它最多是扭扭屁股,还昂着头咀嚼,露出无所谓的态度,内心一定充满了快乐与满足。
 而我也不能一味去惩罚牛,看看四下没人,就赶紧将那根包谷连根拔起,朝着下坎远远地抛了出去,然后再设法把坑填平。如果运气不好被人看见了,没得话说,就竖着耳朵接受咒骂。看见我委屈的样子,牛不但不同情,还心安理得地吃草,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一切都是我的失误。
 平时放牛割草总觉得无聊和艰辛,但一旦到了冬耕和春种时节,看着不管多坚硬的泥土,多沉重的犁铧,牛总是默默无语地,一步一步地弓着腰拼命往前拽,心里才充满诸多感慨。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只有牛才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吃饭不知牛辛苦”的深刻含义,才能真正读懂有牛倒岩滚坡的人家,为何会如此那般地悲痛欲绝。
 牛,诚诚恳恳的牛,默默无闻的牛,一铧犁过去,又一铧犁过来,从早到晚,周而复始,直到将一坡一坡的梯土和山地全部翻了出来,直到将所有的庄稼都种了下去。只有这时候面对牛,我们才从内心里觉得,不管放牛有多辛苦,都无法回报牛的付出。

背粪·一生一世的辛劳
 我的家乡是乌蒙深山里一个名叫黑嘎仲的小村庄,处在一条船形的大山谷里,冬暖夏凉,煤水俱全。但有一点始终不好,那就是穷,赤裸裸的穷。十多年前,血气方刚的我曾经在老家当过村长,但未满一届,就不得不选择离开。我当村长不是村民选的,而是组织部安排的,并且签了五年合同。
 曾经,我在县委党校的一间空旷的教室里对着党旗宣誓,一定要带领我的父老乡亲们脱贫致富,走出一条康庄之道,但是,当再次回到那条大山谷,我泄气了,因为它的封闭、落后和贫穷,不是我能改变的。
 既然不能改变,那就只有走。我不是个高尚的人,不能为全村一千多人谋求福祉,我的离开有着永远说不清的逃避嫌疑,也有着深深的内疚。当我在这座工业经济极其发达的江南小城安下身来,看着这里的人们为当村长争得你死我活,不得不感慨万端。
 这里的村长都是些什么人啊,一个个都有着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身家。想及此处,我内心释然了:还是先让自己脱贫吧!我爱好文字,并且无法抛舍,有太多的书需要看,有太多的字需要写,有许多思路需要厘清,有许多不是哲理的哲理需要思考,有许多不是生活的生活需要体验,注定无心也无力自主创业,职业经理人是我最佳的职业选择:收入比较稳定,工作比较轻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深夜、在自己的书房里、在键盘之上操练万马千军。
 离家十年,辗转漂泊,我实现了自己最基本的人生目标,又向着更高的人生目标迈进,但对于老家,对于黑嘎仲的父老乡亲,却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痛。公司要成立党委,希望我担当重任,领导几次找我谈话,要我将组织关系迁过来。我拒绝了,如今我唯一留在老家的,就是这份组织关系了,我不想连根拔走。
 读过我小说的人,都知道我有着深深的恋土情结,我习惯把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哩言俗语自然而然地注入我的每一篇作品之中,那种无法割舍的情愫,总在夜深人静时凝成浓浓的乡愁。此刻,我脑海里总是闪现出老家春耕时节背粪爬山的情景。
 由于我老家是一条大山谷,有煤有水,气候宜人,居住条件比四周的高山顶上好了许多,虽然同样身处深山,但我们往往将自己从“高山人”里自觉剔除。可是,除了在居住条件上稍稍好点外,我们在其它方面的付出,却要让那些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们感到惊讶,甚至同情。
 最主要的就是背粪。
 我们的寨子在山谷底部,一座连着一座,三四十座村寨把整条山谷挤得密密麻麻,于是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在四边的山坡上;为了照顾土质和距离,分地时又分得比较零散,东边一小块,西边一犁沟,高高低低,远远近近,无处不有。于是在每年春节过完,整个山谷里全军出动,人人背着沉重的背箩,迈着艰难的步伐,往山上运送农肥,俗称背粪。
 老家几乎都是洋芋和包谷套种的,先种洋芋,并且要在正月和二月种完。载洋芋的农肥大多是用烧了一年的煤灰,非常沉重。我家有六口人的土地,分布在两面山上,从山脚到山顶,几乎每个地段都有。而我家劳力又非常欠缺,除母亲外,一家人都在学校(父亲是个小学校长,我们兄弟四人又要读书)。于是,我家的背粪形成了另一种风格。
 每天天不亮,别人还在睡梦中,父亲就带着我们,一人背着一背沉重的煤灰,拼命地往山上爬。近处,一人要背两三趟,远处,一人至少要背一趟,谁先完成任务谁就可以先去学校;晚上放学回来,同样要完成相同的分量。那是步步爬坡啊!并且每人背的都很沉重,父亲从来都是一百五六十斤,我们兄弟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力的增加,背箩也就越背越大。
 每天,我们父子五人都要赶在别人还在早睡或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抢着背粪。我是四兄弟中体质最差身材最小的,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比他们起得更早一些,往往是踏着第一缕曙光就开始上路。山路很陡,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背粪用的辅助工具,叫“爬耙”,上面用一根弯弯的红\x97埂⑶\xE0\x97\x9E或映山红树做成,下面是一根直立的木棍,整体成带角的丁字状,大小高低依人身材体型而定。我们拄着爬耙,背着满满的一箩煤灰艰难向山上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百十米,实在爬不动了,就把爬耙立在山道边,双手向后扶着弯弯的两只角,把背箩屁股放上去歇气。
 我经常这样想,幸福有千行百样,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间,人们对幸福的要求也会不同。在背粪爬山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歇气了。背箩一放上爬耙,全身就一阵轻松,然后长长地吁一口气,接着从裤袋里掏出手巾,把头上脸上的汗擦去。渐渐地,心不那么跳了,胸脯也不再扯风箱,如果再来上一口清风,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不过等不及热汗变成冷汗,又得收起爬耙,继续负重爬山。
 那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把煤灰背完,可是却怎么也背不完。我家人口多,客人多,房间也多,在寨上烧煤最厉害。煤烧得越多煤灰就越多,煤灰越多我们的苦难就越深重。寨上许多人家的煤灰只背到半山就完了,半山以上清一色用牛粪。牛粪是把青草放在圈里,让猪和牛踩成的,不但重量轻,而且耐用,肥力也比煤灰足。一背牛粪要比煤灰轻一半左右,却要当五六背煤灰使用。
 我家的煤灰通常都要背到高山顶上才背完,记得有一年,最小的弟弟不堪忍受背煤灰的苦累,恶狠狠地说:“早知道背粪这么苦,就不过这个年了。”农村条件苦,物质贫乏,于是几乎所有的小孩都盼望过年,因为只有到了过年,才有可能穿上一件新衣,吃上几顿可口的饭菜。可是,几天年一过完,接着的就是背粪载洋芋。
 我们在嘲笑小弟的同时,又在心底无奈地自嘲。而这个时候,却是父亲教育我们的最佳时刻:“要想以后不背粪,就好好读书吧,只要考上学校,分配了工作,就不用背粪了。”可是,我的父亲,自己也有工作,也有城镇户口,也吃商品粮,但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每一次背粪都少不了他,也离不开他!
 父亲是我眼中最辛苦最朴素的校长。天底下,可能再也没有第二个校长会像他那样,一到开春就起早摸黑背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煤灰爬大山了吧!不过,也许父亲也曾经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校长,因为他的四个儿子,几乎都按照他最初的设想,考上学校,有了工作。只可惜,就在小弟参加工作和结婚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当他在弥留之际,我问他,爷,你知道自己的病因吗?
 他坦然地说,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劳累过度。父亲说话的神色和语气,让我悄悄转过身去,任由泪水无止无休地流。我想起了他背粪爬山的样子,我想起他高大的身影艰难地行走在山道上的种种情形。他完全可以不背粪,也完全可以不爬山的,每天除了正常上班,他完全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看书,写写字,唱唱歌,安安逸逸地度过每一天。可是他不能!如山的父爱让他不得不带着我们,一起背粪,一起爬山。当我们一个个离开身边,到遥远的地方求学,他依然背粪,依然爬山,直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每次身边少了一个孩子,他背粪的任务就会增加一分,可是,他心里的希望也跟着增加了一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留在身边,永远跟着他背粪、爬山。
 本来,我们同样可以把所有的煤灰都背在半山以下的地里的,那些山坡地,多少煤灰都放得下。可是,别人家可以,我家却不行,因为我家没人割草,没有那么多青草粪。
 如今,我已差不多二十年没背过粪了,蓦然回首,老家初春时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背粪场面依然历历在目。但记忆最深刻的,却是父亲写的一副对联。那副对联,每年大年三十,父亲都要将它贴左边厢房的窗棂两边。上联:亦工亦农,唯求风调雨顺;下联:半读半耕,还望金榜题名;横批:农村包围城市。
 我家的粪塘是在院子坎下,每次背粪起身,爬上坎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副对联。往往那时,我总会在心底嘲笑父亲:还农村包围城市呢!现在回想,这何尝不是父亲一生的最大的心愿啊!他含辛茹苦,操劳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四个儿子都能走出山谷,走向城市,从此脱离背粪的劳苦。
 父亲的愿望基本实现了,用无边的父爱,用一世的辛劳。我却无法忘记背粪,无法忘记当初的誓言,无法忘记我的家乡至今依然贫困,每年春天,依然还有许多父老乡亲在汗流浃背地背粪爬山。

挖煤·最苦最累的劳作
      在我所干过的活中,没有比挖煤更苦更累的了。
      小时候,老家乡下的小煤洞还是开放的,每年农历十月以后,村民们就五个一班,十个一伙地打井挖煤。
      我老家处于织(金)纳(雍)煤田与六盘水矿区的结合地带,出产的是无烟煤。由于山形独特,煤的走势也不一般。几十里外鬃岭(鬃岭曾经是国营大煤矿)一带的煤,是睡着生的,叫铺山煤。那煤一层一层的,又宽又长;而我们那条冲子里的煤,却是站着生的,叫马桩煤,一股一股的,每股到底有多深没人知道,煤的宽度有大有小,质地也不一样。煤质比较松的叫“康煤”,一般没煤炭,只有粉煤;煤质比较硬的,有“打铁煤”、“登子石”等,煤炭比较多;带色彩的有“大黄煤”、“小黄煤”、“鸭干绿”等;有的煤中间长有一层胶泥,把一股煤隔成两股,比较宽的叫“大双煤”,比较窄的叫“小双煤”。
      由于父亲还是民办教师身份,工资不高,家庭负担重,我们家是买不起烧火煤的;又由于父亲要教书,没时间跟着大伙去排班挖煤,所以每年到了冬腊月,眼看天气一天天变冷,年关一天天临近,煤场里的煤也越来越少,甚至只剩下一些粉煤了,父亲也着急起来,于是晚上放学后便去挖野煤。
      我是九岁那年开始挖煤的。那年冬天,父亲在一条名叫“化菜赖”的小山沟里找到了一股煤,便带着我去挖。
      我们是星期六下午开始去的。父亲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地势,再检查了一遍周边土质,确定有煤后,便开始刨土挖洞子。第一天我们挖出一两米深,没有见着煤,父亲再重新估量了一番,认为挖高了,说明天来往下挖。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一大早就背着洋芋和烧火的包谷桴(去掉玉米的玉米棒子)来了。这天天气有点冷,我们烧了堆柴火,一边烤手一边挖。挖到下午两点左右,挖下去了两米多深,又继续往前挖。突然挖到一大截黑漆漆的东西,父亲仔细研究了半天,确认是一副棺材,于是只好自认倒霉,收工回家。
      我们的学校在邻村,在三公里之外,河沟路很难走,中午是不回来吃饭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放学回来后,父亲就到处去考察地形和土质,最后确认斜对门一个没名字的水沟旁有煤。
 这次我们没有从水沟里开挖,而是把井口选择在沟边的一块田里。这块田冬天是放干的,种了麦子,我们从田后面的坎子下开始掘进。
 老家村里的人挖煤,一般是五人一班,两个挖手,两个背夫,一个上手。一般情况,挖手都经验丰富,正值壮年;背夫比较年轻,却缺乏经验;上手年龄较大,身子较弱。这是一个分工比较合理的班组,一个小煤洞通常分为一至二班。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顺利,父亲既当挖手,又当上手,我当背夫,负责把挖出来的泥土用小背箩背到田边,倒下沟去。
 田坎比较好挖,挖着挖着,就挖进去了三四米深,可是问题来了,遇到岩了。
 继续,还是放弃?父亲再次仔细观察了一番地形,分析说:“这股煤应该是小黄煤,有一尺多宽,要配点胶粑才能挖,但一家人每年挖个四五米远就够烧了,这段煤大概有二三十米,够烧四五年;二十多米外的那道小山梁处,会有点夹,估计煤会变小或消失,但刨过去三四米,又会慢慢变大。如此算来,我们家烧个十多年不成问题。哎,可惜没电,要是村里通电了,买个小水泵抽水,还可以坐下楼。还有这股煤比较硬,即使不架镶都很安全,挖起来比较划算。”
 我知道村里其他人挖的都是四五尺宽的大煤,挖起来比较舒服,但必须要到山上砍来碗口粗细、质地很硬的红\x97够蚯\xE0\x97\x9E,每隔一米多远就要镶一架木。一架木是由两根柱子,一根梁头,十多根小手腕粗的檀条和一捆檀草(小树枝)组成。
 通过一番计算,父亲决定炸岩。
 第二个星期天,父亲带着我走了三十多里山路,来到深山中一栋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出示了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纸条,买了一箱炸药和几十个雷管。
 此后连续十多天,每天放学回家,父亲就带着我来到我们的小煤洞上,放炮炸岩,然后再把岩石搬到沟里。星期六可以干半天,星期天可以干一天。
 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星期,寨上很多人家都已经把煤挖好,并且已经全部背回家里的煤场了,我们才把岩层炸穿。我和父亲扯着皮尺量了量,整整四米。
 炸穿岩层后,里面的泥土慢慢就变黑了,再挖过去一两米,黑土就变成黑胶泥。父亲说,很快就会挖到煤了。果然,再挖过去两米多,就是煤了。这股煤果然黄黄的,没有异味,煤炭比较好,也比父亲估计的要宽一些,大概有两尺左右,我这样的小孩当背夫,刚好适合。
 但是,这股煤有个最大的缺陷:很偏,水又大。还是泥巴洞和岩层的时候,一滴水也没有,但刚挖到煤,那水就哗的一声流了出来,水量比全寨人吃的那口龙井还大。
 从开始找煤洞到挖到煤,我们整整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挖到煤的第二天,我们就放寒假了,年关也近了,村里所有的小煤洞,也都收厂了。可麻烦事情又来了,一是寨上有几个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出了事,他们父母来请我父亲帮忙赶去处理;二是寨上两个还没找到煤洞的代课老师找上门来,讨煤挖。
 父亲无可无奈何,只好全都点头答应,然后就匆匆出门了。寒假的第三天,大姑父帮我打的小吊箩送来了,我和那两个代课老师在煤洞口边搭了个简易窝棚,正式开始挖煤。那两个老师轮换着当挖手和上手,我依然做我的背夫。
 每天,我都要背着我的小吊箩,从煤洞里往外背煤。那煤水大,我跪在水里,一撮煤倒进吊箩,水就顺着屁股流。由于力气小,我每次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从水里站起身来,然后用左手肘撑着偏偏的洞壁,迈着沉重的步伐,提着一盏用玻璃瓶罩起来的煤油灯,一步一步地往外挪。一个晚上干下来,手肘就破皮了,不得不包上厚厚的破布,咬紧牙关坚持。
 洞门口的田里整理出了三个小场子,我一个场子十吊箩地轮流着倒,一个晚上要背三百多箩。一般的背夫都要背三撮的,但我只背得动一撮;一般背夫一晚只背一百二十箩,我却必须要背三百六十箩才满一个班。好在这是新洞子,路程不远,但一晚上背下来,人都累晕了,躺在简易窝棚里的稻草上,根本就不想坐起来。
 直到自己真正挖煤了,才明白那些挖煤人为什么不肯吃干饭,偏要吃白米煮的粥。因为挖煤实在太累了,根本吃不下饭。我们冲子里田本来就少,一家就那么一两块田,一般情况下,只有过年、过节或生病,才能吃上米饭。但挖煤的时候,挖煤人的白米粥是必须要保证的。
 挖出煤了,弟弟们给我送来白米粥。他们即使嘴再馋,也知道挖煤辛苦,谁也没有偷尝半口。窝棚里用煤炭砌得高高的亮子旺旺的,即使全身煤水,尽管大雪飞山,躺在窝棚里也丝毫感觉不到冷。我又累又饿,勉强从草窝里爬起来,白米粥真香啊,接着就狼吞虎咽。
 吃饱了,把饭盆一放,就倒在稻草上沉沉睡去。
 我们都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第五天中午,两位老师砌好亮子后,决定回家看看,留我一人看窝棚。他们还说,要给我带饭。
 在煤洞上有很多讲究。比如火不能说火,要说亮子;煤油也不能说煤油,要说亮水;灯也不能说灯,同样说亮子等。此外还有许多动词,比如倒、垮、塌等,都不能说。这大概是为了避讳吧,毕竟挖煤人最怕的就是“爆火”(瓦斯爆炸)和塌方。在煤洞里,即使是一小块煤炭砸在身上,都疼得不得了。
 两位老师走后,亮子渐渐地旺了起来。窝棚里暖烘烘的,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柔软的稻草上,忍不住就唱起了山歌。以前半夜三更起来上厕所,总会听到远远的煤洞上传来悠悠扬扬的山歌声,还在心底骂过他们神经病。现在终于明白了,那些小背夫同样是耐不住窝棚里的寂寞,才以唱山歌来驱逐心里的紧张和害怕。
 我先唱了一首“挖煤郎,挖煤周身臭牛黄;挖煤三天屙黑尿,养个娃儿乌骨郎。”
 觉得不过瘾,又唱了一首“挖煤哥哥不要愁,大煤还在山里头;哪天挖着煤墙子,郎穿缎子妹穿绸。”这些歌都是跟那两个代课老师学的,其实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哪天挖着煤墙子,背得妹们汗水流。”
 唱了两首歌后,我感到全身轻松多了,于是又再次睡去。醒来时天已麻麻亮了,我突然听到洞子里传出“咚、咚”的挖煤声。我以为那两位代课老师已经回来了,于是提着煤油灯进去看,结果里面空无一人。走出洞口,一股冷风吹来,我不由全身一颤,接连打了几个寒噤。我们本来说好今晚再挖一班,明天就收厂的,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天渐渐黑了,我不敢一人在煤洞上呆,决定回去找他们。我提着昏暗的煤油灯,走在寒冷的冬风里,走在那条通往寨子的小路上。
 途径一个水井。那个水井就是我们全寨七八十户五六百人共用的龙井,听说里边会吹唢呐,也会拉二胡;也听说邻村最厉害的唢呐匠和二胡匠,都到这里来学过阴谱;还听说那些阴谱都是这井里的水妹(女水鬼)所演奏。
 天已经断黑了,加上天寒地冻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想加快脚步,赶紧逃离这个有些神秘的水井。可是,越是着急越倒霉,我脚下一滑,摔倒在了水沟里。还好,那是龙井,水不太冰,但最不幸的是,手上提着的煤油灯被摔灭了,眼前一片漆黑。
 我伸手从裤袋里摸出打火机,刚要打火,突然听到水井里传来悦耳动听的二胡声。那二胡声太美了,既不是三滴水,又不是道四录,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美妙的音乐。
 我想跑,却跑不动,又看不见亮。二胡声继续传来,我心里的惧怕却慢慢消退,最后干脆坐在水井坎上,埋着头听。
 二胡声渐渐模糊,渐渐隐去。“哥哥,哥哥”,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叫,等我睁开眼睛,是三弟提着一盏灯在摇我。我抬起眼来,突然发觉昏昏沉沉的,胸部一阵疼痛,低头一看,昏暗的灯光下,有着好大一滩黑色的口水,口水之上,还有红色的血块。
 我怕三弟看见,连忙一脚踏住血块和口水。三弟说,那两个代课老师早先时候去说,叫家里不要给我送饭了,他们帮我带;刚刚又跑去说,他们家的煤已经够烧了,不想再挖了,挖煤真他妈的太苦了,又脏又累又危险,他们已经洗好澡了,准备过大年了。
 他们刚走,三弟就来接我回家,见煤洞上没人,只好一路找回来,结果在水井坎上发现了我。
 我拼命地站了起来,偏偏倒倒地回到家里,此后接连病了好几天,又是发高烧又是说胡话。听弟弟们说,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喊他们快听,水井里在拉二胡。二弟和三弟以为是真的,跑到水井边守候了一整天,却什么都没听见。
 之后的几年,都是父亲带着我们一起挖煤,直到父亲转成公办教师,正式当上校长,我们兄弟四人也相继参加了工作,家里才开始买煤烧。从第二年开始,二弟也加入进来。因为有了自己的小煤洞,又是一家几个人一齐上阵,挖煤没那么紧张,也没那么累了,唯一的缺憾,就是再也没有听见过水井里优美的二胡声。
 后来我想,那水井本不会拉二胡的,估计是我太累了,身子又虚,神经错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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